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以来,全球生物技术突飞猛进,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影响持续升级,社会各界对生物经济空前重视,生物经济时代正式拉开序幕。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生物经济时代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突出生命科学技术能够更多惠及人类以及生物界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与信息经济时代相比,生物技术平行于信息技术成为底层共性技术,生物资源与数据资源等共同成为人类社会最为宝贵的资源。生物经济时代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差距将不再局限于效益、效率,而将更多表现为生物物种的优劣、生命权利的选择、生存质量的高低、食品资源能源的供给水平等,物竞天择等自然规律也可能出现地域差异。基于此,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出台国家层面的生物经济发展战略,明确重点方向,部署主要任务,出台重大举措。2022年5月,我国国家发改委向社会发布《“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国际社会生物经济演进规律和发展布局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生物经济时启了人类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时代之后,又一个划时代并且影响深远的文明阶段,展现出与信息经济时代迥然不同的全新景象。生物经济的发展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认知方式乃至能源保障、等方方面面。
趋势一:生物经济勾勒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美好蓝图。当前,生物技术浪潮席卷全球,生命科学逐渐成为继信息科学之后世界科学研究最为活跃领域。过去十年全球生物和医学领域发表论文数量接近自然科学论文总数一半,《科学》杂志2021年发布的十大科学突破中有七项与生物技术有关。全球研发百强企业中,生物医药行业占近三分之一,排名第一。近年来,基因测序、基因编辑等生命科学通用技术快速发展,其开发成本正以超过摩尔定律的速度下降,现代生物技术逐渐走进千家万户,带动生物产业快速发展壮大,生物经济美好蓝图跃然在目。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不断向医药PG电子登陆、农业、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渗透应用,为人类解决疾病、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重大挑战提供了崭新的解决方案,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引领作用。随着再生医学、细胞治疗等新兴生物技术加快应用,人类的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将被攻克,有效提升人类健康水平、延长人类预期寿命。育种技术与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高通量测序、表型组学等跨领域技术加快融合,将有效保障粮食供给,改善生态环境。生物合成法、生物基材料等技术广泛应用,生物制造产品在未来十年将逐渐替代约三分之一的石油化工、煤化工产品,将为人类绿色生产和生态环境修复创造更好条件。
趋势二:生物经济或将成为未来大国科技经济战略核心内容之一。伴随生物经济时代加速演进,一些发达经济体纷纷颁布实施顶层生物经济发展战略。例如,德国继2011年11月发布《2030年德国生物经济战略研究:通往生物经济之路》之后,又发布新版《国家生物经济战略》(2020年1月);欧盟先后发布《持续增长的创新:欧洲生物经济》(2012年2月)、《欧洲可持续发展生物经济:加强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联系》(2018年10月);美国继2012年4月发布《国家生物经济蓝图》之后,又陆续发布工程生物学、医疗创新政策等专项法案以及《为未来生物技术产品做好准备》(2017年3月)、《美国生物经济发展建议:最大限度支撑经济增长和》(2019年7月)、《保护生物经济》(2020年2月)等战略文件。
正如2017年11月德国生物经济理事会发布的《生物经济政策:七国集团战略概览与分析》中所描述的:“近年来,生物经济的实用性和巨大发展潜力在全球得到广泛认可。生物经济政策已成为全球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各国依据本国资源、技术和产业储备等,开辟了生物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政策手段。比如,法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等国主要结合本国生物资源禀赋、能源供给特征和工业转型需求等,确立了生物基材料、生物能源等重点领域生物经济发展策略;2017年,美国用于生物医药领域研发预算已占非国防研发投入近一半。可以预见,在生物经济时代背景下,生物经济将成为大国科技经济竞争的主战场,未来世界各国围绕生物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的竞争将愈演愈烈。
趋势三:生物经济将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伴随合成生物、基因编辑、神经科学等前沿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已突破陆、海、空、天、电五维空间,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同时,国际生物安全形势严峻,生物武器研发屡禁不止,生物战的威胁依然存在。针对特定种族群体的“人种武器”“基因武器”具有致命性和传染性强、杀伤面积大、危害时间长且发现难度大等特点。据统计,全球已有2030种可作为现代生物战剂的病原体微生物、毒素。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病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接连发生,全球累计经济损失达到数万亿美元,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技术滥用、生物恐怖、实验室生物安全漏洞、基因资源流失等现象并不鲜见。国际上围绕生物资源跨境流动、生物技术跨境开发及应用的争端日益增多。2018年9月,美国首次发布全面解决各种生物威胁的系统性战略《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提出增强生物防御风险意识、提高生物防御单位防风险能力、做好生物防御准备工作等五大目标。在当前生物安全领域新背景新形势下,各国和地区需要加紧布局发展生物经济,提高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能力,加快构建适应生物经济时代的体系,以期有效防范生物威胁、管控生物风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支撑全球安全治理现代化和人类长治久安。
自20世纪后半叶起,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生物技术开发和推广就已高度重视,方式手段上经历了从对生命科学领域着力培养,到将生物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推广,再到当前将生物经济作为并行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的新经济形态,从供需两端全面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生态环境。有关做法在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间尤为明显。
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等底层平台通用技术成为热点。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加强布局前沿引领技术,增强颠覆性创新,积极抢占生物经济领域战略制高点。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计算生物学等具有通用性、平台性的底层技术,成为各国加大研发投入的重点。例如,基因组学领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8年5月启动“All Of Us”项目,计划未来10年开展100万人基因组测序;英国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内开展500万人基因组测序;欧盟计划未来3年完成对欧盟地区100万人的基因组测序。合成生物学领域,美国、日本、欧盟、意大利、俄罗斯的相应战略规划中都将基因组编辑作为重点技术之一;在美国2019年发布的《生物经济行动:实施框架》中,提到的多个新研究领域都应用了合成生物学技术;英国相应生物经济战略中明确要支持工业生物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将其作为平台技术,在更循环、更绿色的生物经济中实现应用;新加坡专项资助合成生物学研发计划。产学研联合攻关,科技创新持续实现新突破。例如,生物存储和计算领域,微软公司实现全自动DNA信息存储,突破DNA存储技术走向商业数据中心的关键步骤;斯坦福大学开发出低能耗类脑“人造突触”,实现运算、存储同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开发出以DNA为存储介质、可在几乎任何物体中存储信息的技术“万物DNA”。
强化生物技术更好支撑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顺应生物经济时代生物技术走进千家万户的时代特征,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面向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医”“食”“ 美”“ 安”等重大需求,部署生物经济发展重点。例如,美国生物质研究与开发理事会(BR&D)在前期纲领性文件《国家生物经济蓝图》指引下,于2019年3月发布《生物经济计划:实施框架》,指出下一阶段国家将面向能源、农业、工业等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需求,聚焦先进的藻类燃料系统、基因编辑、生物质转化和碳循环等领域。加拿大于2019年5月发布首个国家生物经济战略《加拿大生物经济战略利用优势实现可持续性未来》,指出要进一步最大化生物质和残余物价值以实现自然资源有效管理。2019年7月,欧洲生物产业协会(EuropaBio)发布《生物技术工业宣言2019重振欧盟生物技术雄心》,确认要以创新生物技术、造福人类和地球为宗旨,提升欧盟生物技术工业竞争力,呼吁欧盟决策者重新建立一个更为健康、更高资源利用率、由生物技术驱动的欧洲。日本发布的《生物战略2019面向国际共鸣的生物社区》战略中明确,将重点发展事关医、食、住、能源等相关的九大领域,包括:高性能生物材料,生物塑料,可持续农业生产系统,有机废弃物和废水处理,健康护理和数字医疗,生物医药与细胞治疗,生物制造、工业与食品生物产业,生物分析、测量和实验系统,木质建筑和智能林业管理等。
确保部门间统筹协调体制机制顺畅。从过去几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布的生物经济发展战略等顶层设计看,生物经济涵盖领域众多、涉及扶持和监管部门复杂、对公共政策以及体制机制协调性依赖程度高等特点已经得到共识。各国高度重视通过增加部门间统筹协调性确保生物经济繁荣于顺畅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生态中。例如,2020年5月,美国国会关于工程生物学研究的新提案指出,联邦政府部门要持续加强与国防部、农业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等部门的协调。德国2020年新版《国家生物经济战略》提出,政府将任命一个独立的、成员广泛、跨界联合的咨询委员会机构,确保在多个相关团体参与下,提出多项目标、实施计划并落实具体建议。英国由商务、能源、工业部门联合发布报告,由政府、产业和研究部门共同推进生物经济转型。民间智库、金融机构等产学研单位也是积极构建完善生物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如2022年4月发布《美国生物经济:为灵活和竞争性的未来规划路线》报告的美国施密特未来智库(Schmidt Futures),即由美国委员会人工智能和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前谷歌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发起。这一智库于2021年10月成立合成生物和生物经济工作组,成员主要由物理、伦理、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专家,以及创新型公司的风险投资家、行业和生物技术联盟的领导者等组成。
持续加强生物经济相关决策的公众参与和引导。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不同,生物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场效率,更事关人类生命本体的改造进化,与自然万物密切相关,因此有关决策部署需要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例如,在公众较关注的转基因产品开发和推广问题上,无论是积极主推的美国,还是相对谨慎的欧盟,都想方设法将转基因审批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并邀请公众参与。美国的做法包括:转基因生物释放和注册同期必须发布环境影响报告,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需接受公众评议,美国环境署生物技术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面向公众开放并将会议记录在网上公布。欧盟则要求食品安全管理局对新的转基因产品出具评估报告,由欧委会将评估报告公布在网上并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公众评议。此外,针对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新兴产业属性,以及关乎公众“医”“食”“ 美”“ 安”等方面的重要性,一些国家和地区着力就提升公众对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度、培养相应消费理念和习惯等方面进行积极引导。例如,法国提出了支持生物经济供需匹配的十大行动;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将支持企业和学术界以透明和负责人的机制运作,以增强公众信任,公开有效地宣传创新生物基产品,由此提升公众对新产品的理解和认识,从而确保向生物基经济转型时可以获得社会、环境和经济的益处;意大利在《意大利的生物经济:为了可持续意大利的新生物经济战略》中提出,要从消费者的角度促进对生物基产品的需求,收集关于消费者在生物基产品方面的信息,考虑如何形成新的市场,并利用生物基服务,开发创新性、包容性的商业解决方案。
我国培育发展生物经济的路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大力支持生命科学领域重大技术研发和攻关;最近20年集中资源推动生物产业发展;2022年5月,我国顺应全球生物经济时代发展大势,发布首个国家层面的生物经济发展战略《“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生物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进入这一阶段,着眼于当前国际生物经济发展新趋势,立足我国生物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生物经济规模体量大且产业体系健全等优势,我们可以从夯实科技基础,壮大核心支柱产业,强化生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筑牢生物安全屏障,优化生物经济制度生态等方面科学规划、统筹设计、前瞻布局、扎实推进,努力在生物经济时代掌握发展主动权,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夯实生命科学创新基础。一是进一步夯实生物经济繁荣发展的技术基础。密切对接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要求,面向制约生物技术应用推广的“卡脖子”问题,加快部署推广一批新的生物技术攻关计划。强化产学研共同参与的生命科学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创新“揭榜挂帅”制度。二是在国际科技合作形势正在发生趋势性扭转的大背景下,坚持开放创新,广纳海内外各类人才、团队,更好利用海内外专业化的创新创业资本,加强跨境科技合作项目,降低创新要素合作的制度性障碍。三是壮大一批产业集群,引导创新资源向前期有积累、有基础、未来有潜力的地区进一步倾斜,例如,大力支持苏州、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重点生物产业集群建设,使其成为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支撑我国生物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
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生物技术广泛赋能健康、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促进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加快壮大生物经济支柱产业。一是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环节入手,重点发展利用基因检测等手段的重大疾病早筛,支持个体化治疗、精准治疗发展,同时,加快疫苗研发生产技术迭代升级;推动生物技术与精密机械、材料等技术融合,开发先进诊断技术和产品、装备,强化中医疗效判断和机制研究;在疾病医疗环节,推动抗体药物等生物药、推进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的原创药物开发,拓展先进治疗技术临床应用,规范细胞治疗等新技术临床应用,鼓励中西医结合。二是推动生物农业发展。一手抓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产能和质量提升,有序发展全基因组选择、合成生物学等生物育种技术,确保粮食、肉蛋奶、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供给,积极推进玉米、大豆等作物和畜禽、水产品良种攻关,探索研发“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一手抓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开发农业废弃物生物制剂、天然农业生物药物等农业制品,推动动物基因工程疫苗、高效检测试剂等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酶制剂、微生物制剂等生物饲料。三是推动生物质应用发展。面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重大需求,积极开发生物制造技术,实现化工原料和过程的生物技术替代,发展高性能生物环保材料和生物制剂,推动化工、医药、材料、轻工等重要工业产品制造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四是鼓励生物信息产业发展。持续挖掘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产生的巨大创新效能和产业动能,推动信息技术发挥在支撑新药研制方面的作用,运用“互联网+卫生健康”等手段优化便民服务,深化卫生健康大数据在医学科研、教育培训、临床诊疗、产品开发、医保支付、医养结合方面的应用。
强化生物资源保护利用和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一方面,更高效率更深层次保护开发、利用生物资源。一是软环境、硬设施并重,加大生物资源保护力度,健全生物资源监管制度,开展全面普查,摸清家底,完善技术,谋划建设若干生物资源高标准宝藏库。二是健全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系统,强化科学评价,加强生物资源利用平台支撑,推进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三是加强生物资源安全管理,完善国家层面的生物资源共享体系。
另一方面,要筑牢生物安全保障体系。一是加大力度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快建立促进生物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研究成立生物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围绕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生物安全等方面,加快构建前瞻性制度框架,不断完善构建具有较强适应性和针对性的生物经济法律体系、适应国情的生物安全和伦理风险防控体系。二是提升生物领域生产企业产能水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放宽相关产品生产准入条件,健全从研发到生产、制备、耗材及相关配套产业链条,确保疫苗、医疗耗材及民用健康产品等特殊物资在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突发时期产量供给。三是加强对生物经济科普宣传。针对公众对新发突发传染疾病的恐慌和对医疗新技术新服务的疗效及安全性、生物技术产品环境友好性的疑虑等问题,强化科学宣传、监督、正确引导和典型报道,帮助公众提升科学认识,减少不必要的疑虑和恐慌。
持续优化体制机制和政策生态。在供给侧,要持续深入推进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改革。坚持底线监管、审慎监管,着力推动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环节改革,进一步明确产品准入标准、监管机构以及相关时限。在需求侧,要着力深化招标采购和定价制度改革。要发挥政府采购撬动市场的作用,激励有条件、有潜力的区域实施更多生物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应用示范带动项目,增加公众对于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提前建立健全涉及伦理、安全底线的重大问题争端公共决策机制,持续规范产品、服务市场秩序和配套服务的质量。此外,要加强生物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PG电子平台,针对生物产品种类多、链条长、涉及管理部门多等特征,围绕形成生物产业良性发展的创新链、产业链,统筹生物技术产品生产、流通和使用各个环节,建立适应生物经济发展的管理体系,提高监管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以城市为载体布局建设生物经济先导区,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等领域开展科技创新和改革试点,重点在聚拢全球创新资源、准入、定价、监管等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探索构建适应生物经济时代的前瞻性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体系。
①陈曦:《国际生物经济发展动态及前沿趋势,中国生物经济发展战略面向2035的生物经济强国之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
③邱灵、韩祺等:《面向2035的中国生物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
④郑斯齐、韩祺等:《近期国外生物经济战略综述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