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宇宙学中的神奇发现、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以及虚拟世界和元宇宙的滥觞,都对传统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构成巨大挑战,当今人类的精神生活或许已经来到第三次跃迁的前夜。在这样一种主客难分、确定性缺失的知识迷雾中,回顾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思想争辩是有益的。
《中国科学报》文化版曾于 2019 年和 2023 年分别开设“两种文化大家谈”和“科玄新论”专栏,广泛邀请国内外学者专家,就“命题”与“科玄论战”的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 》(刘峰松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4. 8)一书即为《中国科学报》“两种文化大家谈”与“科玄新论”两个专栏精彩文章的汇集,分为上下两编。
1959 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 C. P. 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的著名演讲,提到彼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大约在 2019 年初,我在翻阅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时,脑海中忽然冒出来这样一个问题:自提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割裂现象以来,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 60 年。今天,科技发展似乎独领,学科交叉与跨界渐成趋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是否有了新的变化?
于是,我与报社相关编辑记者讨论,提出可以邀请从事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实践经验丰富且长期关注科学文化建设的科技管理专家和高等教育工作者等不同领域人士充分发表看法与观点,在《中国科学报》文化版以专栏的形式组织一场“两种文化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不出所料,这次讨论极为热烈。从 2019 年 4 月至 11 月,“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共刊发了 20 多篇文章,其内容涉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历史渊源、是否、该不该弥合、如何弥合等多层次、多角度的问题。参与讨论者各抒己见,既有英雄所见略同者,也不乏意见相左之处。但如此,也恰恰契合了该专栏名中“大家谈”三字之寓意,此处所谓“大家”者,不仅有学者、专家之意,更是希望参与讨论者都能够直抒胸臆、畅所欲言。
关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大讨论,在 60 多年前的西方发生过,在100 多年前的中国也发生过。1923 年,中国知识界曾发生了一场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论战”。这场论战历时近两年,张君劢、丁文江、梁启超、胡适等科学界、文化界名人纷纷登场参与论战。
2022 年 12 月中旬,我也和绝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不幸被新冠病毒“击中”。在高烧终于渐渐退去,却又处于百无聊赖的恢复之中时,头脑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一直萦绕不去,不禁想到百年前的中国曾经发生着什么?或许是由于职业习惯使然,也或许是由于个人兴趣使然,1923 年爆发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立刻就清晰地浮现于我的眼前!
为了致敬这场思想盛宴,2023 年初,我们邀请科学史家刘钝先生对这场论争进行回顾与梳理。刘钝先生的万字长文《“科玄论战”百年祭》在《中国科学报》文化版发表后PG电子,在学界引发热烈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主流媒体转载。这让我深刻意识到,整整 100 年之后,科学与人文彼此关系的话题,仍然极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再次开设专栏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十分必要。
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郝刘祥先生等的积极响应。从 2023 年 5 月至 12 月,《中国科学报》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开设“科玄新论”专栏,邀请科学家、哲学家、科学人文学者就科学与价值观、当代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百年前的大“论战”群英荟萃、百家争鸣,百年后的“新论”虽然“无战”,但也是言无不尽、迭起,话题不仅涉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科学家群体的认知美德,还讨论了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伦理挑战,等等。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的文章《量子力学何以大道至简?》,从哲学层面探讨了量子力学该如何诠释的问题,并直率批评了当下科研领域存在的“逆奥卡姆剃刀”现象,他直言物理学的发展“要剥掉那些只有‘名词创新’、式样花里胡哨的外衣,让科研实践回归直指发现真理的科学实践”。这篇文章《新华文摘》也转载了。颇有意味的是,人文领域的学者也关注到了这篇文章,语言学家沈家煊在一次关于语言学学科建设的访谈中推荐阅读此文,他说,“忽视简单原则是学术评价体系紊乱的一个原因”。
2023 年,为纪念“科玄论战”一百周年,有不少机构组织了学术研讨活动。《中国科学报》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手,较早策划并设置议题,深层次组织研讨相关内容,充分彰显了主流专业媒体的平台优势与引导职责。
当下,纸媒式微、浅阅读盛行,我们为什么还要拿出如此大量的版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这样的深度讨论呢?
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上大踏步前进,中国在世界科技舞台上展现出强劲的“硬实力”。作为新中国科技领域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媒体,《中国科学报》一直在跟踪报道中国科技发展的奋进历程,讲述中国科技创新的生动故事。
但是,媒体不应仅仅是记录者,更应该是瞭望者、参与者和建设者。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由“李约瑟之问”衍生出来的类似问题,我们时常在思考;科学是“舶来品”、历史上是带着救亡图存的使命进入中国大地的,这样的事实,我们也始终铭记……
我们始终认为,要让移植的科学之树在中华大地永葆生机,必须构建好保障我国科技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软环境”。这是《中国科学报》的历史使命。“两种文化大家谈”和“科玄新论”两个专栏,可以说是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结晶。
人类迈入 21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众多研究者也不时预测新一轮科技即将来临。近年来,以生命科技领域的基因编辑技术和脑机接术,以及人工智能科技领域的 ChatGPT 模型和Sora 模型等为代表,这些重大科技突破及其应用场景的快速扩大,已经引起普通民众的极大关注。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双刃剑”问题也再次引发学者们的强烈关注。有研究者提出了“技术应用应该永远无止境吗?”的问题,甚至还有研究者发出了“科学探索应该永远无禁区吗?”的诘问……我认为,在科学前沿探索进展迅速,特别是技术应用狂飙突进的当下,各级决策者、广大科研工作者乃至社会公众,要全面地准确地认识和理解科学的功能,既要充分认识科学的工具理性的作用,更要充分关注科学的价值理性的作用。
因此,虽然“两种文化大家谈”和“科玄新论”两个专栏已经结束了,但思考仍然需要继续,我于是又有了将这两个专栏的文稿结集出版的想法PG电子登陆。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彭斌先生得知后,认为这是科学媒体积极弘扬科学精神、推动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体现,给予了有力支持。科学出版社多位优秀编辑参与了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的出色工作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他们的专业水准令人敬佩!
两个专栏得到了数十位作者的积极支持,他们在百忙之中撰写文章,观点百花齐放,思想相互激荡。在本书结集出版过程中,专家们又通力配合,再次抽出宝贵时间,根据出版要求仔细审改文稿,务求图书臻于完美。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感谢!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刘钝先生,他不仅多次撰稿对两个专栏给予支持,而且在英国剑桥访问期间的百忙之中,还拨冗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序言!
最后,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同事们,感谢中国科学报社社长/总编辑赵彦和编委李占军给予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负责专栏组稿,以及本书结集出版的《中国科学报》文化版李芸主编等的辛苦付出!
本文摘编自《科学的哲思:“命题”与“科玄论战”》(刘峰松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4. 8)一书“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书汇集了《中国科学报》“两种文化大家谈”与“科玄新论”两个专栏的精彩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围绕“命题”,探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是否、该不该弥合以及如何弥合等问题;下编回顾百年前中国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思想大碰撞,就科学与价值观、当代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等新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本书适合对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无论是对历史上的重大思想争辩感兴趣的学者,还是希望理解科学对社会与文化影响的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迪。